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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人的天空,我在飞翔

李啸天的个人博客

 
 
 

日志

 
 
 
 

瞿秋白: 多余的话  

2005-11-24 19:12: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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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8日,原中共领袖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枪决于福建长汀。刑前成诗一首: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山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谳,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中国革命留下无数文献,革命者留下无数遗书,已经公开的大多是表忠心、呼口号,从容赴死,慷慨成仁,只有瞿在临死前留下了一篇革命者的忏悔录《多余的话》,言近旨远,归趣难求,而其彻底的坦诚,直令他的同志怀疑他真是革命的叛徒。
  
   《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于1935年8、9月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首先发表;1937年《逸经》半月刊第25、26期全文刊载。49年以后,大陆最权威的版本是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中的《赤都心史》、《俄乡纪程》及收集在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梦花编《瞿秋白自传》中的有关材料也具有自传性质。
  
多余的话

瞿秋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
   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
   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
   ,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
   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
   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
   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
   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
   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
   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
   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
   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
   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
   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
   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
   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
   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
   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
   。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
   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
   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
   ,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
   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
   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
   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
   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
   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
   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
   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
   ,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
   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
   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
   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
   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
   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
   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
   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
   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
   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
   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
   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
   ,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
   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
   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
   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
   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
   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
   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
   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
   ——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
   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
   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
   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
   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
   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
   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
   ,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
   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
   ,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
   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
   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
   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
   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
   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
   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
   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
   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
   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
   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
   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
   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
   ”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
   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
   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
   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
   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
   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
   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
   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
   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
   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
   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
   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
   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
   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
   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
   ,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
   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
   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
   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
   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
   ”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
   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
   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
   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
   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
   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
   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
   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
   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
   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
   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
   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
   ,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
   (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
   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
   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
   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
   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
   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
   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
   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
   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
   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
   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
   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
   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
   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
   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
   ,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
   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
   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
   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
   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
   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
   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
   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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