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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人的天空,我在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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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被神化的大师  

2005-11-24 19:18: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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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红兵 刘川鄂 邓一光

葛红兵:钱锺书是一个横贯了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文学家。目前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什么“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文化昆仑”,还有人创立了什么钱学。钱锺书也成了一尊神。他是通过学问而成神的绝少的几个人之一。评论一个文学家要看他在审美创造上对时代有没有独特的贡献,他有没有对一种语言的文学创作贡献出独特的什么图式。评论一个学者,则要看他在思想上对时代有没有做出独特的体系性的解释。从这个角度上讲,不论是对一个文学家还对一个思想家要求都是很高的。我想侧重于从思想角度来谈谈作为一个学者的钱锺书。学者有两类。一类是知识者,就是继承了人类以前的知识,然后传播知识,他自己虽丰富了知识大厦但没有奠定新的大厦。另一类,对世界有独特的解释体系,他们系统性地思考这个世界的始源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体系性的学说,因而称为建构性的思想家。钱锺书属于前者,他是知识大厦里的梳理人,又是一个传承人,但他没有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当代获得了这样高的地位和评价,从正面讲我们可以肯定钱在知识上所达到的成就,但从反面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荒芜。20世纪中国思想史没有对世界思想史,甚至中国思想史构成新的冲击,没有可以鼎足独立的人支撑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厦。在这种情况下,钱锺书的被高评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悲哀。

刘川鄂:有一句老话叫:八十年代出思想,九十年代出学问。钱锺书正是20世纪90年代被发掘出来的。此前他也很有名气,但他真正获得这么高的地位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是启蒙话语年代,像钱锺书这种学者型的人物大家不大注意。20世纪90年代,一是因为电视剧《围城》使作为文学家的钱锺书的知名度提高了,但另一方面主要是知识界、读书界给了钱锺书如此多的高评价。这些高评价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思想立场的某种放弃。因为20世纪90年代不光是钱锺书,还有吴宓、陈寅恪这样学者型的文人成了议论中心,兴奋点,这跟20世纪80年代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那种学问跟日常世俗生活相隔得比较远,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直接的批判也相隔较远。所以我觉得有两种文人:一种是思想型的文人,一种是学者型的文人。钱锺书是属于后者的。

邓一光:我对钱锺书读得不多,只读过《围城》、《谈艺录》、《管锥编》和少量随笔。我的老师非常推崇《谈艺录》,开过专题课,后来的作业也是它,但我觉得它就是梳理,很精制,没有把它当大师的作品来读。他的《围城》给我带来了阅读的快乐,我甚至觉得它和我后来读到的王小波的作品有相近之处,他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化写照和理性批判在文学上是一个高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政治强权体系、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土壤、社会变化动荡不已的国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接受过西方文明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当下时代无法融合,他们难以突破自身的狭隘性,在钱锺书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读这部书的时候很早,是上高中的时候,它让我有一种怀疑,对知识分子的怀疑。

刘:作为一个作家钱锺书的东西并不多,一个短篇集一个散文集一个长篇。但他的写作态度我很欣赏。他散文的题目叫《写在人生边上》,甘居一个边缘人的角色。他的作品中没有很多浮躁的东西,没有那些外在的意识强加的东西,纯粹是作为一个写作的爱好者,他并没有意地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终身的职业,而是一种乐趣,所以他写起来非常从容,把他自己的智慧全部融入进去。而且他的《围城》在表现知识分子方面很独到。如果说鲁迅表现了中国农民的灵魂,张家玲表现了中国三四十年代都市男女的灵魂;钱锺书则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真相。当然这里的知识分子不是全部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比较卑微、自私、小聪明的知识分子。

葛:从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讲,他在知识分子题材方面是有开拓,对知识分子的表现他是深刻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知识分子很少反思自身的立场和劣根性,钱锺书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他开始反思知识分子自身。《围城》在艺术上了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成就。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来说,钱锺书在文学的领域里可能还不能算一个大师——从量上讲他的创作不多,从质上讲,他毕竟没有创造一种独特的审美图式。今天我们把钱锺书看作一个大师主要是从学者的角度来讲。钱锺书身上附带了一个新人文神话。第一个是埋头读书的神话,他如何“一心只读圣贤书”,如何博闻广记;第二个是反流俗和虚名的神话,他如何“两耳不闻窗外事”,别人请他去开会,政府请他出席国宴,他如何拒绝参加等等。

钱锺书自己给自己造了这种神话,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埋头读书、同体制、同大众决裂的“学者典范”。这种神话本身我觉得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会隐瞒他对时代的看法,他不会对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不公、不平无动于衷,他不会对这个世界中丑陋的不合人性的东西视而不见,他不可能是鸵鸟,他对时代包含热爱,对不公愤愤不平,对美好的止不住赞美。

想一想钱锺书在文革中做了什么?萨特说过:“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钱锺书,他反抗了吗?他躲在锅炉边看他的书——这是一种乌龟哲学。许多人在这个哲学里苟活,还以为自己伟大。[河伯按:鲁迅还讲究“韧”的战斗呢。要钱锺书在那样的环境下“反抗”,无异让他送死,有什么意义呢?在一个举国狂热的年代写一部冷静的书,本身就是“反抗”。为什么非要去送死呢!]

刘:中国知识分子参予社会无力,同流合污不甘,这就是钱锺书人格上的意义。

葛:钱锺书给自己造出来的学者神话对当代学人不媚俗、不媚上,专心学术的精神的培养有一定意义,可能绝大多数人看到的钱锺书也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这个神话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麻痹。躲在故纸堆里生活,对时代沉默不是“龟缩哲学”吗?《写在人生边上》、《围城》都是很有体悟的,说明他对生活有敏锐的一面,但是解放后他为什么就失去了这些?他不关心这个时代吗?不,他关心这个时代,但他为什么不讲呢?肯定是有某种软弱的方面在主导他,文革吓破了他的胆子,这时他就过分强调他作为学者的一面,故意装作“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是他可悲的一方面。[河伯按:不是他可悲,他不可悲!是时代可悲,是民族可悲!要说在那个年代有什么个人应该觉得可悲的话,轮不上钱锺书,应该是郭沫若,是冯友兰。]如果我们思考他强调自己埋头读书是想掩饰什么的话,那么钱锺书这个世纪的人文神话不像一开始我们所认识的那么高尚、伟大。在世纪之交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是什么,是写一部《管锥编》?是去研究钱学吗?我觉得这不是知识分子真正的出路,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他关注这个时代,但不向这个时代发言,他对这个时代一切都保持沉默,那么他能做什么样的学问?这很可疑。

刘:我觉得钱锺书这个神话主要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病态的精神所致。20世纪90年代思想界的疲软,知识分子批评立场的放弃,启蒙精神的弱化都使钱锺书成了一个热门人物。“钱锺书热”是我们时代精神病态的一种体现。今天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其实有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也有更多亟待讨论的问题。如果把钱锺书神化,会有误导的可能,而这种误导往往是有的人所欢迎的。

葛:是的,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锺书又能算什么?[河伯按:要立,就要破,要大立,就要大破。在那样一个年代,你要立,无异于树立一个靶子;这“靶子”不是比喻意义上的,而是拿你自己去做一个真实的枪靶子。钱锺书对于大立也不感兴趣:理论大厦是雄伟,却又是脆弱的,倒是,理论大厦崩塌以后,那一大堆废墟中有无数智慧的砖块。他要捡拾,要创造的,是这些砖块。他用这些砖块去建筑一座座精巧、坚实的别墅。这些,他做到了。既是如此,你何必强求他去建中看不中用,要耗费大量维修费,还会引来恐怖分子的摩天大楼呢?]

刘:回想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禁锢的年代往往是“学问”做得最出色的年代。这是知识分子一种放弃,转移的结果。所谓“康乾盛世”,清朝的考据学的兴盛都和知识分子放弃社会参予有关。这也是我们悲哀的一面。知识分子成了听话的、传话的工具,不仅出不了思想家,其实也出不了真正的学问家。这与整个社会政治体制、教育体制都有关。所以“钱锺书热”也是对新中国近50年的教育史、学术史的一个讽刺。

邓:就我的阅读范围,特别是到了当代以后,涉及到中国泛知识分子这个领域的文学读本只有贾平凹的《废都》较有意思。当然贾平凹的《废都》涉及的是文化人,不是知识分子。这两者有相通之处,就是他们有相当多的精神生活层面、文化生活层面以及边缘性姿态,承担着现实和精神上的双向压力和突围。《废都》把文化和文化人的终结归结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上,写出了文化和文化人的无奈、颓废、堕落、消极和变异,面对文学,面对文化,更进一步面对知识阶层,只有妓女把肉体和崇敬一起奉献到祭坛上,这是极具批判意识的。物质化时代是一个新的革命时代,革命的对象之一是传统的文化和文化人,它们和他们必须接受身份和立场的改头换面,文化和文化人成了一个时代演变的标志。而《围城》的解剖在现代,它是对知识分子自身进行解剖,而且解剖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不是大动肝火,是把人物放在抗战的大后方,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进行那种聪明、幽默的小表演。我们对这种表演真的是无话可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哈哈镜,不是寓言,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能有什么话可说呢?

刘:作为知识分子我深感矛盾。一方面深感中国需要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发言,另一方面又痛感知识分子的弱点。像《围城》里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读起来很痛快,但从另一方面又感到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正面表现知识分子价值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少的,我们没有浮士德式的探寻理性精神的原型人物,也没有罗亭式的理想守望者。我们看到的尽是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尤其是现在的电视屏幕上,知识分子都是带着眼镜,除了懂一点专业技术外其它方面都是白痴的那种卑琐的形象。

邓:这种形象常进入小品。小品是根本不对文化进行理性认识的大众进行娱乐消遣的方式。知识分子在这里面形象都是木讷、可笑、自私、卑微的,从形象到语言都是很糟糕的,这是非常可悲的。

刘:由《围城》我产生了一种联想。中国文学里知识分子价值和力量得不到充分的展示,一种理想化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风貌,他们对社会的人格影响未得到充分注意。49年以后“启蒙者被启蒙”,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社会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是一种社会的批判者的角色,可却要么成为一个听话的人,要么成为一个被改造的人,这是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的悲哀。

葛:钱锺书本身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起到了一个诱导的作用。我希望有人能写一部中国《浮士德》。[河伯按:在现当代中国,到哪儿去找浮士德?没有却硬要创造,有什么意思。《围城》的意义就在于,他明白地告诉读者:现代中国没有浮士德!]

邓:从泛文化的角度来讲,并不是没有。从屈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大量的类似形象出现,一直到10年前的海子,他们始终在做着面对世界和心灵的拷问,与现实保持着一种对抗,可是它们都是以同时终结自己的思考和肉体这种方式来进行对抗的,不行就死掉,并没有人站出来解释这种行为的合理性,行动者和行动的解释者都在放弃,这就是我们没有浮士德的原因。

刘:你的这种认识对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现象有一种警醒的作用。

邓:从个体行为来说,那的确是一种优秀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思想和肉体立场的坚守永远都会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命题,放弃了就是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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