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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人的天空,我在飞翔

李啸天的个人博客

 
 
 

日志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宪政爱国主义”的几点反思(转?  

2005-08-26 17:06: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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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
  
  民族主义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这个说法,站在很多立场上审视,都是可以成立的。最经典的论述来自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塞亚·伯林,他用压弯的树枝譬喻民族主义,依照反弹的力度,区分出两种相异的情境:柔性的民族主义是正当防卫,强横的民族主义则是非正当的侵略。这是对民族主义品质的探究,与伯林的政治立场无关。但在另一面,这似乎也波及到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态度。虽然不方便形容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可能夸大了自由主义的胃口——但根据当前中国某些欲遮还羞的自由主义言说,隐约也就是这类味道。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点是公民的个体权利,民族主义则表现为种族的血缘与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既会导致它们的亲密牵手,也会使它们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正是这种阴晴不定的暧昧关系,决定着20世纪的中国一直在启蒙与救亡的争斗漩涡中剧烈翻滚。
  这一百多年来,属于中国自由主义的茁壮成长时期。如同一个在青春期的河流里泅渡的孩子,自由主义所经受的迷惘、失望与衰退,都是再正常不过。阵痛是成人的代价。终于到了1998年,潜伏已久的自由主义在洪亮的呐喊声中浮现出了水面。但那个可以惬意呼吸空气的脑袋,在很多眼神较好的人看来,说是接近于四不象总有些刻薄,但至少也是一脸青黄不接的菜色。此后数年,便是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灿烂日子。即使是伫立于相反立场的人们,也没法漠视它的繁兴盛况——同样,我要说的是,即使是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没法否认中国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内外困境。这外在一面,就是如何处理与敌人的诸多冲突——其中既包括威权政治,也有新左派、保守主义,当然还有我们要谈论的民族主义。
  说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敌人,或许有点不合情理。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都是个不伦不类的政治工具,它只可能是辅助性的,它本身缺少那些资质(价值层面表现为意识形态,制度层面表现为行政与司法架构)——正是这些不可或缺的资质,决定着一种“主义”能否成功建构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中西政治思想史上,民族主义一直是被利用的,或者为专制者,或者为自由主义者,更可能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当然,我们时常听到某些统治者高声宣称,他是一个不打折扣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承认是别的什么主义身份,但这仅仅是宣称,判断这个统治者与他的伙伴们所信仰的主义,需要考量的是他们驾驭民众的意识形态,是他们经营的制度构架,是国家权力的运行模式——民族主义勉强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而在制度层面,它是绝对虚弱的,甚至就是一块空白。
  民族主义不能生成独立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能说,它根本就没有资格作为自由主义的敌人。也许我们已然看到,当两者之间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场面之时,民族主义背后总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政治黑手——由于工具的特性,它很可能为其它主义所利用。但在这里,我却要将民族主义下降为一种朴素的族群归属感觉,它甚至不是一种主义,一种规范(政治与文化层次),而仅仅是一种激情,一种感觉,一种自尊(血缘层次)——后者所象征的简单力量更为粗暴强悍,也更能对它的敌人构成致命的冲击。比如说,当某位自由主义者呼吁,不如让美国殖民中国三百年——这里伤害的,未必是三百年殖民会让中国人少吃多少面包,而首要是一个中国人的质朴感情:我们凭什么被殖民?当日本可能入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会不置可否,而很多中国人会认为,狗日的当年杀了我们这么多人,凭什么同意他和我们平起平坐——这里伤害的是积淀的民族仇恨心理……这即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很多时候,在文化与政治切面,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可以保持完好的和谐约定,可就是在最基本的情感认同上,两者的裂痕扩大到不可弥合。
  
  陈永苗的“宪政爱国主义”
  
  正是在以上所言甚是峻急的政治语境中,陈永苗写出了关于“宪政爱国主义”的数篇雄文。为了反对日本入常,中国各个城市都有浩大的民众游行发生,网络上的声讨更是铺天盖地。于是有自由主义的音调响起,指责说这是“义和团”精神的现代复活,言辞之间充斥着鄙弃和不屑。在此前后,也有自由主义者开办讨论与座谈会,分析自由主义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险峻形势,永苗便为其中一员。但与他的同行者们比较,他的主张更为夺目,或者说歧异。当众多自由主义者宁可保持傲然孤立的姿态来应对眼前的这股洪流之时,永苗却主动跃入其间,试图去说服与牵引民族主义这头貌似凶悍的猛兽——“这次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应该凭着自由派的好恶去评价,应该用政治性的标准去衡量。如何才是最可能说服民族主义者的,经过审慎思量,要坚持这个立场。即使你心头一百个不愿意,也不轻易站在对立面。”
  “不应该凭着自由派的好恶去评价,应该用政治性的标准去衡量”,这句可能触犯众怒的话,应该能表明永苗的精神倾向。甚至我以为,正是这句话主导着他此后的思考与书写。站定一个立场,然后开始讲政治。讲政治与走向政治成熟——如果这两个词语不含贬义的话——肯定都没有错,问题是应该怎样讲;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当讲政治讲到对所持的立场造成损害,使这个放胆直言的人脚下的土地急速崩裂,他将如何抉择?直接说来,对民族主义的引导,使得引导者可能会被民族主义的反作用力拉出自由主义的场地,那么这个“政治性的标准”是否还靠得住?而我要追问的是,谁来制定这个“政治性的标准”?政治家?还是懂政治的人?
  永苗一直认为,他是懂政治的,他是站在政治之外讲政治,因此既有足够的热情投入,又有旁观者的清醒。这一次,他是相当入戏了,当其他的自由主义者还在审慎观望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抛出《只有宪政爱国主义才能救中国》、《自由主义如何对待民族主义抗日运动》等仅从标题而言就很有口号与指示气味的政治檄文。如果仔细阅读,我们还会发觉,其中的煽动言论也是多于说理论证。这不是他以往的风格。以往那个自称站在洞穴之外的冷静的青年,现在却一头扎进黑暗的洞穴,借助微弱的光线,向着那些狂热的影子宣讲他的政治战略。可惜这不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度,不然从他的姿势与口气,我真把他当成了一个国会议员或者总统的竞选者。
  
  “宪政爱国主义”的思想探源
  
  永苗所要面对的,依然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分分合合的老问题。但这次他没有重复前人的步伐,至少没有直接去找寻“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而是祭出新的法宝:“宪政爱国主义”。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高明的举动。他用“爱国主义”置换了“民族主义”,然后统一到宪政的光辉旗帜之下。这个让一些孤陋寡闻的人们悚然惊诧的词语,要比沿用至今而又破绽百出的“自由民族主义”顺耳许多。而当“宪政爱国主义”系列文章写到第四篇时,他进行了一个更大胆的置换,用“民意”挤掉了“民族主义”。这样一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在他的两重置换下全然消解,他以后所要解决的,仅仅是自由主义与浩荡民意的冲突,是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冲突,是权力分割的冲突——宪政制度正是对此病症而开的药方。所以,永苗眼下的工作就会轻松多了。
  “宪政爱国主义”这个说法,在我狭窄的阅读视野里,最早应该来自于欧洲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我的一个学长做过一篇以此为题的论文,记得是译成“宪法爱国主义”。陆兴华先生也是支持这一译法,他还对这个理念予以清晰的阐释:“有条件地爱国,照个人或世界主义个人对民族—国家的宪法的承诺、对照着这一宪法赋予他或她的权利与义务地去爱国,也就是只在宪法条文的字面意义上去爱国,不要把自己的肉身、祖国的肉身、血肉和情感依恋等牵涉到里面去……所爱的这个国,只是一个权利共同体,平等主体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哈贝马斯的用意,是用一个法律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来置换所谓的文化共同体,这与他所鼓吹的欧洲一体化息息相关——用一部欧洲宪法来将欧盟的各个国家紧密牵系起来,出于对宪法的爱,人们首先是一个欧洲人,其次才是一个法国人或者德国人。
  虽然不能说永苗是扭曲了哈贝马斯的原意——他用“宪政”代“宪法”,就有深远的政治意图夹杂其中——但他却将这个词语完全地中国化和本土化了。这里的一个细节不容忽视。永苗曾经是(可能现在也是)马克斯·韦伯的虔诚信徒,而韦伯对政治民族主义的阐发,对后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的影响几乎无人可及。将韦伯与哈贝马斯两个德国人放到一起,我们可以窥见他们之间的差别,韦伯肯定认为,我首先是一个德国人,其次才是欧洲人;哈贝马斯则是相反,首先是欧洲人,其次才是德国人。他比韦伯又向前进了一步,如果世界宪法有订立的可能,我想哈贝马斯还会毫不犹豫地极端化。——而这里要谈的是永苗。他的隐秘置换,是否在追随着从韦伯到哈贝马斯的步履?
  我难以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因为我认为永苗修辞上的转向很可能会造成这一语词表象与实质的脱离。永苗是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使用“宪政爱国主义”,而中国毕竟与欧洲毫无相似之处。如我所言,永苗所面对的,是如何调节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这也是哈贝马斯的问题,但他费心调治的药方,在欧洲已经遭遇了暴风雨般的批判。这难免会给人们留下不良的印象。而对他的一个批评,即认为他所忽略和遗忘的民族文化问题,依然是一个具有强大颠覆力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批评用在永苗身上也相当合适。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严重混淆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两个词汇的内涵。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它们都长期处于等同与交合难辨的状态——甚至在中国,“爱国主义”一词经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残酷催化,竟沾染了某些反讽的色彩。普林斯顿大学的莫利兹奥·维罗里教授在《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书曾经对此作出详尽的界说。爱国主义“实际上表达的是对某个政治理想(例如共和理想)的追求和依恋……是以一定的政治制度(例如共和制)及其对公民生活的切实影响为条件的,这些条件一旦丧失,那么爱国的情感也就随即丧失。”而民族主义“纯粹建筑于文化,语言及种族的同质同种性上,它是无条件的,不受政治制度的性质为转移。也就是讲,民族主义是把政治理想或政治制度的形态看成是次要的,或者是从属于民族(或国家)利益的因素。只要是代表了民族(或国家)利益,哪怕是专制独裁,无道昏君也是应该为民所忠的。”
  如此明晰的表述——爱国主义的指向是国家,民族主义的指向是民族和文化,尽管我认为这一区分过于绝对化——对我们判断中国当前的形势应该是有所助益的。反对日本入常的游行等系列活动,是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从游行打出的醒目标语与呼喊的嘹亮口号,从公共知识分子们对游行活动的学理评判,从我个人的生存经验,我只能认定答案是后者。这是一次——可以说是狂暴的——民族主义运动,它的价值指向是积压的民族仇恨和种族歧视。当然,我无法抹消国家播音员们的高超的政治化妆术,他们将民族主义改头换面为花枝招展的爱国主义,以此来欺骗民众与自我欺骗。但这并不足以遮蔽常识的眼睛。
  所以,这是对永苗的第一重批判。他用“爱国主义”置换“民族主义”,完全有理由评价为政治决断的失误。苛刻一点地说,这很可能会被人误以为是向国家意识形态献媚,与政府的宣传同流合污。尽管他在“爱国主义”的前面加了诸如“宪政”与“自由主义”之类的限定词,但这很难扭转他所犯下的错误——再次声明,我不是说“爱国主义”是错的,而是说,无意或者故意将“民族主义”当成“爱国主义”,是决然错误的,无论这是出于思想的必然走势,还是政治策略。因为这很可能让永苗滑出原先圈定的自由主义阵地——这是讲求“用政治性的标准”去衡量时势的恶果。
  
  以空喊口号和纠缠概念取代逻辑论证
  
  永苗肯定意识到这一失误,所以他在同一时期又写下了一篇《自由主义都应该是最深沉的爱国者》。据我的推测,这是一篇辩解之文。因为根本没有人在否认自由主义不爱国,但一些自由主义者的表现却让人抓住了狐狸尾巴。譬如歌颂美国兵的,宣扬中国应该让西方殖民三百年的,还有“今夜,我们是美国人”等(对所举例子的前两者,我无话可说,最后一个,我认为仅仅是措辞的失败,发起者们并不是要表达“美国好、美国好,美国就是好”的意思,而是出于一种普世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但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会对那场灾难表示哀悼,何必硬要扣上“美国人”的帽子)。永苗用了“深沉”两个字,将他的用心显现无疑。
  自由主义者恐惧的是政府,热爱的是国家,这点我完全赞同,甚至我以为这是一个常识。可永苗再说出这一常识之后,又写了一篇口号气质十足的《爱国者是最激情的宪政主义者》。“未经申请就游行是一种公民不服从,每一个上街抗日的,都是宪政主义者……民族主义未经申请就游行表明已经沐浴了宪政精神,改变了原来要么顺民要么暴民的难堪。”这种焦躁的逻辑,实在让人难以适从。说自由主义者是爱国主义者,无论学理还是政治上都是正确的,但将这话颠倒过来,只可能是一个无辜的玩笑。永苗的做法不但没有壮大宪政主义的声势,反而使得宪政成了一个廉价的词语,使得宪政的精义被混杂进了独断论的毒素,真正的宪政精神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野。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再举一例。《自由主义都应该是最深沉的爱国者》中,有一段话异常耐人寻味:“在抗日问题上,与反美不同,不能一锅煮。对日本我们有家仇国恨,而美国是这一百年中对中国最好的国家,自由派可以反美,也可以不反美,但是不能对反日苛责。说不好你家上几辈就有祖先或亲戚死在日本人手上。这种深仇大恨最博爱的自由主义也不能轻易打发。”永苗在这里将日本与美国区别开来。比照他的逻辑,因为美国对中国好,我们就应该手下留情,因为日本对中国不好,我们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复仇。——那么判断好与不好的标准又是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还是因为美国是自由主义的天堂,而日本不是?无论是哪个答案,我都应该抱怨我的眼神不够尖锐,因为采用这种逻辑的人,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随风倒的政治投机分子,而非理性和坚韧的宪政主义者。
  ……
  
  民意迷失与文化断裂(存目)
  
  (将所有的爱国者都拉入宪政主义的怀抱,正是永苗第二重置换的手法,用“民意”置换“爱国主义”——只有在宪政的前提下,民意才不至于沦为“止渴”之“鸩”。如果我猜的不错,永苗随后要做的工作,就是以这些爱国者的愤怒民意作为坚实后盾,来与宪政主义的中国敌人进行一场“敌我之争”。要是他的论据不曾出错,那么我肯定相信,这将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战争;否则,就很可能是大战风车的悲剧或闹剧。
  关于“宪政爱国主义”在文化纬度上的断裂,这是哈贝马斯的病根。前些天的一次讨论中,永苗也表示,他会重视文化的正当性与传承问题。但他在这条不归之路已经渐行渐远,如何回头,却不容我们乐观。)
  
  “宪政爱国主义”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
  
  “宪政爱国主义”计划写作十篇,如今已至其六。我不知道永苗接下来会谈些什么,以上的猜测仅仅是贸然的猜测,愚鲁的我无法赶上永苗博大而精深的思维。作为朋友,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因过于讲政治而放弃了自由主义的立场,不要纠缠于一些概念,不要空喊一些口号以“争取愤怒青年”,更不要做一些不确当的置换,更不要相信“宪政爱国主义”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这样只可能遮蔽和忘却问题,而根本谈不上在解决问题(一个多元主义者或许不该使用“解决”一词,但用某些宏大概念堵死问题的所有出路,却是多元主义的天敌)。上帝放置于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问题已是相当明确——借用楚望台师弟的话:“在中国,今年是民族主义的本命年,谁来给它套上一条红裤衩?是不太可爱的愤青,还是可爱的宪政专家?”很可能两者都不是。而我们需要切记的,可能还是86年前胡适之先生的那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如果永苗还没有因讲政治而忘记了立场,还认可自己的学人身份,还愿意徘徊在洞穴之外漫步沉思,那我还可以抄下《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的一段话与之共勉:
  “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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